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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9日，成都四十九中初中生坠亡。一个年轻的生命止步于花样年华，令人惋惜。
这一事件引发公众热议，议论的起点和落脚点都在于，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相关方为什么不予公布？
对于此，和昶律师有话要说。
“重要的是事实，不是结论”
作为刑辩律师，对于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，即使在情感上有太多的感同身受，职业理性使然，还是先看警方通报：“经现场勘验、走访调查、调阅监控、电子数据勘验，提取书证、尸体检验，认定林某某系高坠死亡，排除刑事案件。”再看成华区联合调查组的情况通报，认定：”1.尸体损伤符合高坠至死；2.根据现场攀爬痕迹、足迹和指纹印证，认定高坠属个人行为；3。经勘查无他人痕迹物证，排除他人所为。综上，排除刑事案件。”两个通报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一个结论：死者是高空坠亡，排除刑事案件。但是，作为家属和大众，我们要的不仅仅是通报的结论，而是基于事实的结论。没有事实，结论就是沙上建塔。如果事实被有意隐瞒，我们要的是真相。因为，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死亡事件，死者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，且从学校教师楼坠亡。那么，校方作为对学生安全负有一定责任的单位，有必要协助警方查清，该学生基于什么原因、在什么情况下，从高空坠亡。这才是重点，也就是真相。基于此，学校有义务公布监控录像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使该学生自己攀爬坠楼的事实成立，也不一定排除刑事案件。因为这种情况排除的只是他人作为的杀人，还有一种情况是，他人不作为的杀人。假设，该学生是被老师叫到了教师楼，双方发生争执，学生在情绪激动或受刺激之下要跳楼，老师却没有积极阻止，导致学生坠亡。基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特定关系，以及只有两人在特定空间的情况，老师就可能涉嫌不作为的杀人。当然，这仅仅是假设而已，我没有任何针对老师的恶意，这个假设只是为了说明，不能根据学生自己坠亡的事实，就太早地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。因为这起死亡事件不是发生在荒原野外，如果勘察认定被害人排除他人作为，那么没有人可能要对这种死亡承担责任。但是，死者是一个在法律上受到学校保护，老师爱护的学生，所以，学校和警方必须给一个交代，排除校方和老师的责任。让我们都能接受，一个高高兴兴上学的孩子，一个返校前还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的孩子，在与妈妈分别后的一个小时后，他有合情合理的原因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这个合情合理的原因并不遥远，警方的走访调查听到了什么？目击证人看到了什么？监控里面的图像记录了什么？公布事实就好，然后自有结论和公道。最后，我还是一名母亲，我必须说我感同身受另一位母亲的悲痛。当每一年我的女儿为我送花，祝我节日快乐的时候，另一位母亲，却要为她再也见不着的孩子的墓前送花，但愿他能在地下瞑目，如果我们能还他真相。@邹佳铭律师
“塔西佗陷阱”
2014年3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：“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，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，无论发表什么言论、无论做什么事，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。这就是‘塔西佗陷阱’。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，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。”当“监控坏了”“临时工干的”被滥用了，即使监控真坏了，也没人信了。虽然一些突发事件往往很快就被湮没在信息流中，不被提起。但随着新的类似的事件和理由被提出，社会公众就会对原来的已经淡忘的往事产生新看法，甚至被强化，压抑的吐槽之声就会更猛烈。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并不健忘，尤其是对公权力机关的瑕疵。为什么公众不相信？虽然有自媒体时代信息真假参半，人们往往被情绪所煽动的因素，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有关机关高高在上的姿态、双方信息不对称，舆论高地你不占领，自然有人去占领。本应披露的事实迟迟不公开，就会让谣言占领舆论市场，这是一种必然。长期如此，积累叠加就形成了真实的“塔西佗陷阱”。@王亮亮律师
“真相不应该沉默”
这一事件从5月9日事发至今日，舆论哗然，其中不乏对监控缺失的质疑、对校方以及警方硬邦邦回应的不满，甚至是对中学生母亲的质疑。
整件事情发酵至此，梳理后，最核心的点在于：有关部门公信力的缺失。
第一，对事件的调查回应有待更加详实。在法律语境中，生命是最高法益。而在此次事件中，无论是学校回应、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，还是警方通报，关于事件过程的描述都是寥寥数语。而这种通报方式，于情，缺乏对死者家属情绪的体恤；于理，未能体现有关部门对案件的足够重视。
第二，对于公众质疑缺乏有力回应。目前，关于此事有很多质疑，最重要的有两点：一是监控是否缺失，为什么会缺失？二是救护车什么时候到的学校？
这两点都是能够拿出证据的，而学校和警方都未对此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回应。沉默看似不会出错，实际上却是应作为而不作为。
当事件发生时，有质疑之声并不是坏事，这正说明公众对逝者的惋惜，对生者的同情。而质疑之声的根源，正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有不妥之处。随着网络的发达，发酵速度非常之快。要想公众情绪不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有关部门的及时、妥善应对是关键。唯有此，才能给公众一个具有信服力的交待，也才能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@张卫峡
“公开才是根治‘谣言’的良方”
这两天，公共舆论在惊愕、叹息、质疑的同时，也出现了一些调侃。有说我国监控体系进行了成功的“供给侧改革”，按需工作，按需坏掉。也有人说，我国成功制造出了“薛定谔的摄像头”，当它需要观测你的时候，正常运转，而当你需要观测它时，它便坏了，各国友人也纷纷称奇。这是一种典型的黑色幽默，但调侃的背后，无疑也反映了沉重的社会现实。当然，现在双方仍各执一词，我们仍不清楚死者父母是否看过完整的监控录像。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将那个唯一的真相给死者父母一个干脆明白的交代？至少，将手里掌握的最能印证事发经过的证据材料，及时坦诚地跟死者父母做一个完整的交代，不过分吧？既然既垄断了信息发布的渠道和内容，又不能及时给出一个明白的交代，那么，就请不要四处压制“谣言”。谣言＝（问题的）重要性✖️（事实的）模糊性。在没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可以保障及时查明、公开真相的前提下，所谓“谣言”，其实并非对真相的有意偏离，而更是一种人们寻求真相的努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谣言的大肆传播，更应该给主政者以警醒：谣言是民众不信任“主流信息渠道”的产物，而谣言本身也会降低人们对官方宣传的信任度。这样，政府的公信力便陷入了塔西佗陷阱里。事实上，在一个透明规范的社会里，谣言常常是信息公开的催化剂。也唯有公开，才能根绝“谣言”滋生的环境。而判断谣言合法与否的标准，正如罗翔教授所言，对于民众来说，只要有合理怀疑的证据，就可以发声，而不应属于谣言。公开才是根治“谣言”的良方。在公民教育里，这本是一个常识。@贾昌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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